主题：[转帖]鲁迅是再一次“运交华盖”

春寒漫笔○ 章　明

　　这些年来，鲁迅是再一次“运交华盖”。虽然他英年早逝已有好几十年了，可是贬损他的文章却与日俱增，大有方兴未艾之势。鲁迅不是圣人，不是皇帝，有错误当然可以批评可以再认识再评价。奇怪的是，论者们却不是指摘鲁迅哪篇文章哪些问题，而是倾向于对鲁迅根本地否定，这就成为问题了。尽管你可以哂笑一声“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应该承认多数论者并不是轻浮的谩骂，至少从表面看来好像是“有根据的”，似乎反映了当代一部份人对鲁迅普遍的误解与误读，而且已经成了一种“时尚”，不能漠然视之。有代表性的煌煌大文我倒没读到过，但把众多论者的零星观点归纳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第一是把鲁迅和极左画上等号，认为“凡是被鲁迅批评过的人，在全国解放后都没有好运”，仿佛鲁迅要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厄运负什么责任。这种说法是很能煽动仇恨的。第二，是从为人之道否定鲁迅，说他如何如何性格古怪、气量狭窄、思想偏激、喜欢骂人等等，这是一种类似在法律上宣布某人为“精神病患者”从而剥夺其话语权的方法，不管有意无意，反正也是很致命的。 　　世界上怕就怕似是而非的东西，历来许多不白之冤就是由它造成的。我在反复痛苦思考后感到，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遭遇的不幸，乃是一种历史的命定的不可逃避的劫数。当然可以举出某些人的某些责任，但也不能脱离时代说话。而在一切可能负有责任的人们当中，鲁迅是绝对不在其列的。鲁迅从来没有和任何政治权力沾边。问题在于，全国解放后，鲁迅的名字已经成为被利用的工具，可以利用它宣传极左，可以利用它捧角，也可以利用它来打人。而捧谁不捧谁，打谁不打谁，并不管鲁迅是怎么说的；鲁迅墓木已拱，当然毫无办法。鲁迅当年批评别人，是文人批评文人，决不会影响到对方的生死荣辱，后来则大大不同了，但这不能由鲁迅来负责。我确信鲁迅晚年已对斯大林治下苏联作家的处境有所闻知，但他决不能预见自己身后的一切。鲁迅批评得最厉害的人是章士钊、张春桥和“四条汉子”，而在解放后，章士钊是文化宠儿，张春桥大红大紫飞黄腾达，“四条汉子”起初也都是文化界的领导人。但到了“文革”时期，江青破口大骂：“鲁迅早就批过四条汉子，你们就是不批!”这时候的鲁迅，自己也变成“拉大旗作虎皮”的虎皮了。论者最喜欢引用的例子是施蛰存，说他是鲁迅批评的受害者，那么，并没有受过鲁迅批评的几十万人被划为右派又该怎么说呢? 　　鲁迅的性格的确是有些特别的，我不是鲁迅研究者，只能说一点点。譬如说鲁迅骂人，要是对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坛百态有所了解，就会知道鲁迅是很少骂人的，反倒是经常挨别人的咒骂。那些咒骂常常是异常狠毒的人身攻击：骂他是“封建余孽”、“堕落文人”、“绍兴师爷”、“世故老人”，甚至于咀咒他“断子绝孙”，诬赖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整大本的剽窃”日本作家盐谷温的著作，说他写文章是“受了莫斯科的命令，拿了俄国的卢布”等等，可谓一次次地把鲁迅骂惨了。鲁迅却主张“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当然不会像村妇吵架似地恶声相向。他只是冷静地分析，平和地用事实说话，或找出论敌的弱点“给予致命的一击”。如果说这也算“骂”人，我倒希望今之论者有这样的“骂”人的本领。 　　鲁迅的再一次“运交华盖”还不只是有人对他叽叽喳喳，如今甚至是面临赶尽杀绝的危险。这不是我危言耸听，请看3月19日《解放日报》的一篇以《文学，请鲁迅先生走开》为题的文章，它以明确无误的表达方式，说明“文革”时的红卫兵今天又在登台亮相，用大喇叭发号施令。文章标题酷似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勒令，文章内容更像是一篇蛮不讲理的红卫兵大字报。 　　为什么文学要迫令鲁迅“走开”呢?今天的红卫兵气壮如牛地说：“鲁迅本不属于文学，他半道上弃医从文，是外来户。”原来搞文学也有城乡户口的差别和限制，比“文革”时的条条更严酷了。那么谁才是天生的或天然的文学本地户呢?“这种外来户并非真心诚意爱文学，却别有目的。第一，他们是来避难的，而现实是统治者的权力无所不在，这就常常导致文学被误伤；第二，他们是来放暗枪的，不过是把文学当作可以攻击敌人的武器。”这些话就把红卫兵欺软怕硬、媚权凌弱的本质暴露得干净彻底。原来，文学就像白衣秀士王伦治下的梁山泊，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要来落草避难，王伦却“骇然半晌，心内踌躇”，怕惹恼了官府(统治者的权力无所不在)，不肯收留他们。你看鲁迅惨不惨，竟落到了这般田地!还有，“从古到今，文以载道的‘道’和诗以明志的‘志’一直是文学的沉重包袱。鲁迅加盟文学，绝非文学的幸事，一个时代还在津津乐道文学存在的鲁迅，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严重问题：文学还没有卸包。”“所以有必要正告：文学，请鲁迅走开，回到你应该驰骋的领地……”这是典型的红卫兵大字报的逻辑和语言，特点就是随心所欲，信口雌黄，横蛮霸道。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古训，讲的是文载孔孟之道，诗言治平之志，它早已被以鲁迅为主将之一的五四运动批判得没有市场了。这段历史，今天的红卫兵少爷没读过，不能怪他。至于后来又有什么人规定文要载什么道，诗要言什么志，其时鲁迅早就死了，今天的红卫兵难道也不知道，也要栽到鲁迅的头上?众所周知，当代文坛早已进入多元化时代，乌鸦、宝贝、木子美都在写作和发表，今天的红卫兵难道也视而不见?难道你仇恨鲁迅就到了这样不共戴天的程度，任何一元都容得，就是容不得鲁迅这一元?鲁迅已经逝世快七十年了，还要请他走开，怎么走?难道死人还能继续学医?难道掘坟挖墓，焚尸扬灰?要不，那就是烧书毁版，开展大批判，消除鲁迅的“反革命思想影响”。是的，这就是江青“四人帮”惯用的办法，也是这张今天的红卫兵大字报逻辑发展的必然结论。 　　鲁迅挨了许多的毒骂，为什么从来不去告状打官司，要求法院保护他的名誉，还他一个公道呢?这原因，我想是他明白这样一个相当清楚的道理：作家不是动辄向老师告状的小学生，他们手中有笔就有自卫能力，笔墨官司究竟要文人们自己去解决。文学和文艺创作领域中的是非曲直，不但上司的行政命令难以弄清，而且也不是精通法律就能判断的。这个道理大概是当时文化界的共识，不但鲁迅不去告状，鲁迅的论敌也没有告状的(只有一位顾颉刚声称要告而终于没告)。要不，一部新文学史恐怕就有一多半是诉讼史了。 　　时至今日，我不知道是进步还是退步，文人告文人的官司反倒越来越多了。最近余秋雨以诽谤名誉为由状告萧夏林并要求赔偿人民币10万元的官司闹得全国沸沸扬扬，终于一审判决余秋雨败诉。这个判决来得好，说明言论自由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怪不得有人要写文章欢呼“大快人心事，秋雨输官司”了(请参看《同舟共进》2004年第1期何家栋的文章)。这个案子的梗概众所周知，恕不赘述。当时我只是觉得奇怪，面对自己于理有亏之事，为什么余秋雨非要大动干戈打上公堂?读了3月4日的《文学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余秋雨是我国当代作家中的首富。这期报纸的头版头条用“福布斯上榜作家财源调查”为题，报道了余秋雨和别的四位作家登上了财富榜。其中余秋雨收入420万元人民币，在榜上排名第54位，在五名作家中排名第一。新闻又指出，现在的作家除了稿酬版税和搭车影视的典型收入之外，还有非典型收入：书籍“变脸”、开讲座、当评委。“以余秋雨为例，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他出席的讲座有：‘拥抱青山绿水，走进健康彬州’专题讲座、‘文化转型与竞争力’讲座、‘提高中学生人文素质’讲座、‘居住文化’专场讲演会等等。他出任评委的各类比赛有：《美文》杂志‘第二届全球华人少年写作大赛’、‘万卷杯’中国网络文学大赛、江南丽人选美大赛、2003中华小姐环球大赛等等。”余秋雨仅仅去年一年的收入就有420万元，那么他至少是千万身家亿万身家了。常言说“财大气粗”，自我感觉好得不能再好，让人民法官给我看家护院，叫你穷小子倾家荡产，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实在是高!好在这一次人民法院更高，明镜高悬，否则萧君危矣。——不过现在余秋雨还在上诉，还要看看再说。当然，一小批作家脱离了清贫的宿命登上福布斯榜，无论如何总是好事，知识分子现在不是“毛”而自身也是“皮”了。只是想到鲁巴茅沈老曹等老一辈作家满腹诗书，下笔珠玉，写下了等身的著作，却依然一生颠踬，两袖清风，如今就凭一个连“致仕”一词也会用反、经人好心指出还要断断强辩的自封的“文化大师”，就能坐拥巨资，到处风光。如果单看这一个例子，我就只能说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