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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旅美优秀青年数学家张寿武　

记者：20世纪即将过去，作为中国数学界的后起之秀和有世界影响的数学家，请您谈一下对20世纪中国数学的总体评价。

张寿武：中国近现代数学是在恶劣的环境中起步的。但本世纪30和40年代，中国数学却因两个奇才的出现而引起世界瞩目。这两个奇才一个是陈省身，一个是华罗庚。陈先生以其在微分几何方面的高深造诣开拓了中国数学研究的新领域，后来的邱成桐和田刚等人又在这个领域里为世界数学作出了杰出贡献，邱先生还为华人首次赢得了费尔兹奖。华罗庚则开创了中国数学的数论传统，并与陈景润、王元、潘承洞等共同形成了中国数论学派，他们的成果一次又一次地震惊了世界数学界。而现在，中国数学界又有一大批数学家在微分几何、控制理论、动力系统、计算数学等数学的各个分支具备了很高水准。国际数学联盟确定2002年在北京举行21世纪首次世界数学家大会，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评价。

记者：我们的祖先几乎对人类文化的每一个层面都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有人说我们似乎在数学理论研究方面存在某些先天不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这样，传统上理论研究的缺陷会对下个世纪中国数学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吗？

科学，不能失去理想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旅美数学家张寿武先生心里很不平静。

他的一位老同学，请他推荐自己的女儿在美国一所大学的统计系申请奖学金。张先生觉得这事很好办———因为这个女孩数学成绩的确非常优秀，而统计系属于应用数学，对学生的要求比纯数学专业低，数学天赋高的孩子到这里上学简直是“低就”，申请奖学金当然不会太难。

实际情况却让张先生大吃一惊———申请该系奖学金的，包括50名来自北大、科大的顶尖高手。更让张先生吃惊的是，这么多数学家苗子挤到统计系来，仅仅是因为这里的毕业生在美国好找工作！

张先生对此十分感慨。他跟浙大、科大的许多研究生都有接触，而令他失望的是，这些学业上十分突出、选择科学作为终身职业的年轻人，居然告诉他：我们把该念的书都念了，可我们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孩子的父辈在科学知识的积累上也许远不如现在的年轻人。20世纪70年代末，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曾有成千上万的青年立志要摘取那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尽管他们对数论的了解让他们甚至连这一猜想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都不甚明了。这是一群可爱的理想主义者，虽然在学识上需要不断完善，但他们知道献身科学，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20多年来，我们科学教育最大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弥补了人们科学知识的欠缺，更为重要的是，它教给了人们实现科学理想的正确手段。它让那些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意识到，离开为实践服务的标准谈理想，科学只会永远禁锢在实验室里和学术刊物上，与普通百姓无缘。这一认识上的变化，已成为这些年来科学技术在中国发展的巨大动力。功利精神已经和实证精神、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民主精神、开放精神一起，成为科学精神的六大支柱，体现出科学精神鲜明的时代特征。

但是，张先生遇到的情形，从另一个方面给我们警醒，那就是：科学的功利精神，正在与人们急功近利的倾向结合在一起，把他们对科学的理解以及科学发展的方向引向一条危险的道路。

事实上，所谓科学的功利精神，是指让科学成为增加社会财富、提高社会生活质量的杠杆，而决不是以科学为工具，满足个别人或者少部分人的私欲。失去了理想的科学，是环境污染的源头，是种族歧视的依据，是强取豪夺的机器，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失去理想的科学工作者，则和江湖骗子的同谋、战争狂人的帮凶相去不远。

前些年，国内对公众的就业取向和100种工作的职业声望做过多次调查，科学家始终名列前茅，这让许多科技工作者感到特别振奋。但听过张先生的所见所闻，我们不禁想到，将来再做调查时，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个选项：选择科学家作为职业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科学的前途，寄托于科学的教育；科学的教育，则应从理想教育开始。(斯壮)

《人民日报》 20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