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重大统计所所长陈希孺先生逝世 - 高校菁英 - SCI论坛

以出世的态度治入世的学问
--记陈希孺院士

“治学严谨，成果丰硕，甘为人梯，提携后学，淡泊名利，严谨求实”，这是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对陈希孺院士的赞誉，这也是陈希孺院士的朋友、学生和了解他的人们的共同评价。
自学成才农家子弟成大器
1934年2月11日，陈希孺平出生在湖南长沙县陈家塅。他少年时，体弱不好动，农村孩子所喜欢的游水、爬树、捉鱼、采野果等活动，他绝少参加，平日，多独自在家埋头读书，逐渐养成自学的习惯。
1946年秋天，陈希孺考入长沙城内长郡中学。当时的长郡中学名师荟萃，师资力量雄厚。数学老师如喻斗琪、杨少岩等，在省城甚有名气。小学时，陈希孺对算术就特有兴趣，入中学后，经名师指点与启发，获益良多。1952年秋，他考入湖南大学数学系。1年后，因院系调整转到武汉大学数学系。1956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根据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规划，数学所要重点发展微分方程、计算数学和概率统计三个学科，概率统计组大扩张，他被组织分配到概率统计组。大学期间未修过概率统计课程的陈希孺对专业知识知之甚少，不得不“从零开始”。他一方面去北京大学数学系学习《数理统计》，一方面自学概率统计知识。陈希孺补基础的方法很特别，他是大量系统地做习题，有三四本名著，他除了仔细阅读外，把书中所附习题全部做了一遍。为了做这些习题，曾有两年的春节没下过楼。
谈起治学问题时，陈院士反复强调做习题的重要性，“学物理、化学等学科不能脱离实验，数学无实验可做，什么是数学实验？那就是做题”，“做题既能检验又能提高一个人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解难题是培养科研能力的一种基本功。”陈院士认为，在研究中需要克服的各种技术困难，往往比习题不知大多少倍。如果习题这一关都过不去，怎能做深刻的工作？这一重要思想，在他的许多著作、教科书的序言中都有详细的阐述。在讨论班上，他总要出一些题目让学生做，题目涉及面很广。即使和学生一起游玩的时候，他也不忘出一些有趣的题目，让学生思考，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1957年秋，陈希孺被选派去波兰留学，原定3年，后因反右运动的牵连，1958年他被提前调回国内。在波兰不到1年，大部分时间用在学习波语、在使馆工地劳动以及当时在留学生内搞的批斗运动上，1959年又被下放陕西洛川劳动1年，1960年夏调至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技大学任教。
刚刚诞生的中国科技大学，当时虽有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吴文俊等一批大科学家亲自登台授课，但专业从事概率统计的师资力量较为薄弱。陈院士毅然承担起数理统计的教学任务，并且在教材匮乏的情况下，边讲边编，任务十分繁重。如何让学生学到知识，陈院士进行了不懈地探索。他授课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初听不易能懂，但他板书清楚有条理，记忆力强，上课多不带讲稿，复杂的推导全默记在胸，讲解富有启发性，因而学生大多喜欢听他的课。“若把讲课的内容记录下来，就是陈院士著作中的一个章节”，北京工业大学杨振海教授讲述那段经历，感觉很深，他认为，陈院士数理基础扎实深厚，知识面宽广，备课一丝不苟，文字表述深入浅出，简洁流畅，连平时给别人的信都可以发表。
到1966年，陈院士已发表论文10余篇，在统计界初露头角。1978年，他被评为副教授，1980年晋升为教授，1981年任博士生导师，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中国概率统计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目前也是唯一的一人。
提携后学甘为人梯育英才
1983年5月27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为我国首批获得博士学位的18名博士举行学位授予仪式。这18人中，就有赵林城、苏淳、白志东三人是陈院士一手培养的。现在陈院士已先后培养了11名博士。如今当年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大多数已硕果累累，成为学科带头人，一些人还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
陈院士的工作对学生都是公开的，研究结果刚刚做出来，学生就能读到。这为学生步入研究领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的第一篇文章，陈老师帮我修改多次。”首批博士赵林城回忆说，“我最初写的几篇论文，有些题目就是陈老师给的，有些是在他主持的讨论班上自己找的，有些则是他的有关工作的推广或改进”。数理统计是数学中的薄弱分支，经过文革十年的停顿，到70年代后期，数理统计的教学和科研力量极其薄弱。为改变这种状况，陈院士和其它教授一起，先后在北京、武汉、开封、广州、九江、屯溪、成都、郑州等地开办数理统计讲习班。对青年学者，不论认识与否，陈院士都是一视同仁，耐心指导，有求必答，热情关心，真诚提携。目前我国数理统计界的骨干队伍中，不少人在学术研究的早期就与陈院士有联系，并得到过他的指导和帮助。安徽大学陈桂景教授回忆说，1980年的一天，自己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就跑去找陈老师，那时与陈老师还不太熟，但陈老师耐心仔细地听了我的想法。后来，在陈老师的指导下，我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
在学术界，审稿是最花时间与精力的事，但陈院士甘为人梯，乐于为之并一丝不苟。有一次审阅一份稿件，他给出的书面意见就有五千字。这些年来，陈院士对《高校应用数学学报》编辑部转来的稿子，都会用商量的语气提出中肯具体的意见。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大59级本科生安鸿志在陈院士从教45周年庆祝仪式上说，“陈老师从教的四十五年，是他真诚给予也是学生直接受益的过程。”言语中充满感激之情。
顺其自然尽人事以俟天命
陈院士的一生颇为坎坷，但他却能“顺其自然”，在逆境中泰然处之。
1957年秋留学波兰，受“反右”的牵连，1958年10月提前回国，1959年下放陕西洛川劳动一年，文革前因种种原因，职称、工资比本单位的同辈人都低，一家四口只有一间16平方米的简陋住房。但他并没有将这些放在心上，而是努力钻研，正是这段时间使得他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文革”期间，他被揭发和批斗，成了一个不参加组织、不参加串连、不写大字报、不参加任何集会的“四不人物”。面对不幸与打击，他总能及时调整心态，度过难关。经常下午开他的批斗会，晚上有电影他照样去看，并且睡得很香。十年动乱对他的专业有很大的影响，但对他的健康却无大碍，反倒治好了他的神经衰弱。
陈院士宽容豁达的心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有很大关系。父亲陈鼎勋上过学，家中藏有很多中国传统典籍。小时候他花了大量时间阅读藏书。他说，苏东坡曾经风光无限，但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就遭贬斥，“人生活在社会上有很大的随机性。”应崇尚“尽人事以俟天命”，他主张一切顺乎自然，常借用孔子的话“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不怨天尤人”来表明自己的为人处事的态度。他认为，不少人修养不到家，碰到一些挫折和麻烦，就自暴自弃，萎靡不振，甚至毁了自己的前程，造成人生的悲剧，这是很可惜的。当学生遇到不顺心事时，陈院士总是以自身的经历与体会循循善诱地予以引导。但是，在科学上，陈院士却有股较真的倔劲。今年11月6日，陈院士接到中科院力学所一位研究员的邀请，对江苏省的一道数学高考试题提出质疑。虽然只是一道很简单的题目，但陈院士仍是细心演算了很多遍，发现这道题“确实有问题”，于是便毫不犹豫地在给教育部地联名信函上签了字。陈院士说，数学是最容易判断是非的领域，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作为学者，我们要对科学负责，有错误就应该指出来，科学就要实事求是”。
“顺其自然，做好自己的事。”这是陈院士对待人生和科研的一贯态度。“‘学问不为稻梁谋’，过多的功利思想会导致人患得患失，浅尝辄止，经不起挫折，缺乏团队精神以至在科学道德上出现偏差”，“治学不可有功利意图，要以出世的态度治入世的学问。”

缅怀恩师陈希孺

陈希孺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我非常非常想念他。他才华四射的风采，博学独到的教诲，平易触心的交谈，对我影响至深，使我终身受益。

我们这代人成长于空前绝后的大时代，感受了顶级伟人的领导和风采。我们611(科大61级数学系)人又有幸考入当时又红又专的名大学中国科大(入学分数超过北大)，校长和系主任是著名学者郭沫若和华罗庚。这是我们在同辈人中值得骄傲自豪的。

至于我自己，由于家庭单纯和个性懦弱，大学期间适应不了当时的政治气氛，全班对我的共识"幼稚无知”成了我的保护伞和避风港，让我得以幸运地分配到了中科院数学所，这个全国人才荟萃，智商水平最高的地方。我有幸耳濡目染了华罗庚，吴文俊，关肇直等大师的风采，近距离地与陈景润，王元，吴方老师交谈请教，因1968年在同一农场锻炼而与张广厚，杨乐结识，后来在师兄弟们中还出了好几位院士。这一切对我各方面的进步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但其中最全面，最直接，让我真真切切领悟了天才的风范而终生难忘的，是敬爱的陈希孺老师。

之所以有如此缘分，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所致。首先是天时，也就是机遇：我们611统计专业课是陈老师任教。至今同学们应能记得他授课时那浓重的湖南乡音及略显口吃的话语，是如何深入浅出地将我们这群无知的学生引进了这门既有数学的严谨和优美，又有广泛应用性的有趣学科。有缘成为这位当代国内数理统计学首位院士的入门弟子，是我们的幸运和骄傲。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被应用数学研究所派往陈老师不久后担任主编的<数理统计与管理>杂志兼任编委，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而我先生潘一民和陈老师的机缘更深。他们是同乡，又是武汉大学数学系的师兄弟，我先生早一年。据我先生说，他大一时曾得过时事竞赛的头名，陈希孺入校后，头名就是陈的啦！数学修养就更不得了，才大学第一年就把苏联大数学家斯米尔諾夫的巨著五卷<高等数学>的前三卷原文啃完了。他俩在大学就是至交，陈还给他看过当年中学同窗恋人后成终身伴侣的朱老师的情书呢！他们后来又先后分配到数学所，并从事同一概率统计专业。再就是是地利：八十年代末，我家和陈老师家是近邻，相隔仅一条街，步行十分钟不到，给我们的交往带来很大便利。当然，促成后来密切交往的决定性原因还是人和：陈老师博学健谈，使我俩敬佩和乐于领教。陈老师的平易热情，又使我们敢于打搅。其实数学所一贯的风气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同所几十年的邻居不串门也很寻常。然而同希孺老师家的往来却是我们最乐意的社交活动，每次与他交谈都有如沐春风之感。

陈老师的学术造诣和育人成就，赵林成方兆本等同学最有发言权，我只想向大家讲讲二十年与陈老师交往中的亲见亲闻亲历与真切感受。

陈老师才华横溢博学健谈人格魅力超群，无论谁到他近旁，没法不被他的磁场所吸引。记得当时两周一次的编委会结束后，大家都不舍散场，聆听陈老师的高见真是无与伦比的享受。对我们的各种提问，他总能有问必答见解独到。如对苏联的突然解体他的侃侃而谈就使大家豁然开朗。他记忆惊人，过目不忘，如90年代股市新开张，大家议论时他能随口背出几年前BBC台某日公布的若干股票点数。短短个把钟头，我们沉醉在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政史经文无所不至的随意话题里，享受陈老师的精神大餐，编辑部成了我们难得的知识殿堂。

陈老师的广博学问源自勤奋好读，他常说书是读书人的生命。他酷爱博览，购书庞杂，读书神速，记忆力又好得惊人，我和我先生老潘只能望其项背。我俩常去他家借书还书，他不仅热心推荐，有时还题字相赠。

陈老师治学严谨认真，事无巨细一丝不苟。在编辑部，他审稿时的满纸评语永远是用端正小楷写出，堪为编辑们的榜样。即使审阅大本的书稿，也从不走过场。上海科技出版社委托他审老潘的一本专著，他从头至尾仔细阅读，甚至为了验证某些写得过于简略的公式推导而亲笔演算，耗费了很多时间，最后提了几点切中要害的意见。陈老师给我的一本书写前言，也是阅读全书后才下笔。有家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陈教授写的书稿可以直接送印刷厂排字。

陈希孺老师在数理统计学界是国内权威国际知名，为人却非常平易谦和乐于助人。一位大学同窗申请提职登门求助，他不辞辛劳耗时费力帮助修改论文；学生想出国留学，只要他认为够格，不仅亲笔撰写推荐信，还常为他们铺路搭桥；我女儿的丈夫在美读了一年数学专业想改行读数理统计，陈老师欣赏他在科大学习成绩优秀曾获郭沫若奖学金，特地将他推荐给密西根大学的著名学者吴建福教授；92年开学前我因忙于张罗考上科大的女儿去合肥报到，延误了向中科院研究生院申请讲授自己刚出的新书的期限(註：前述陈老师写前言的是2000年的另一本)，陈老师翻阅了拙著，立马向研究生院数学部建议，部里教学干事迅即一路绿灯，特事特办地补登开课告示，快寄授课聘书，使我如愿以偿按时登上了讲台。

陈老师豁达大度潇洒散淡。1956年他刚进数学所不久即被派往波兰深造，因在书信中向同窗好友感慨西伯利亚的荒凉而在反右中受株连，被罚中断学业提前回国，政治上打入另册。他对我说起这二十年的不幸遭遇时心平气和，还庆幸自己运气不错回国到了反右尾期躲过了戴帽劫难。他淡泊名利，从不为争当院士费心费时费力，他告诉我他的院士申请完全是赵林诚他们的辛劳。90年代初我们多数人的居住条件已获改善，而他一家三代五口却仍挤居七十平米的三居，我为他不平，他却很满足于一大家人围坐进餐热气腾腾谈笑风生的天伦之乐。她女儿有小儿麻痹残疾，在研究生院做临时工多年，直至他离世后才转正。

陈老师对家人对学生一生关爱有加，他夫人朱老师告诉我，他们只在湖南省一中初三同学一年，自己即隨家人迁回上海老家，鸿雁传书七八年，大学毕业工作后才在北京团聚成家并相伴终生。我曾在陈老师家见过他的胞弟，朱老师告我胞弟是个精神有疾的农民，陈老师常年接济弟弟全家，还带他来京看病。陈老师对学生才干的欣赏喜爱常溢于言表，他向我夸赞赵林诚，认为赵很有希望在自己之后当上数理统计方面的院士。他八十年代的学生吴月华在加拿大当教授，回宁探亲特来看望恩师，陈老师不让她去住旅店特腾出一间小屋坚留她住家中。不需费言，我作为他近在身边的学生更是常受到关爱和眷顾。

陈老师亲切随和平易近人，记忆犹新的是在离开科大近二十年后再遇他的情景，我很拘谨地的打了招呼后站在一旁局促不安，他却随意地聊开了家常，告诉我自己是家中的火头军，能四十分钟做出四菜一汤，令我顿感轻松自如。在中关村开往玉泉路研究生院的校车上，陈老师的邻座总是最抢手，有他作伴必定是海阔天空谈笑风生，愉快无比。我曾有幸如此，一路上他娓娓道来自己的人生经历，令我动心动容，深受启迪。

但是平易随和的性格却也使陈老师受其所害。朱老师告诉我，七十年代末在黄山开会，陈老师因饮敬酒过量而酒精中毒险遭不测。此后只要我聚会在陈老师身旁，就当仁不让担当起为他挡酒的重任。当上院士之后，陈老师的应酬倍增，我曾路遇他的醉态很为他担心，劝他节制。他很为难，不忍拂却别人的好意，还告诉我国家统计局某位领导就因拒酒而被贬成是“酒风不好”。我总觉得他的过早去世与酒不无关系，遐想如果他未当院士而退休归隐，是不是会有另一番晚年景象？！

愿恩师在天之灵安息！学生永远怀念您！

项静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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