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学数理学院校友－何鲁 - 校友专栏 - SCI论坛

何鲁

高希尧

　　何鲁 1894年诞生于四川省广安县．1973年9月13日在北京病逝．中央大学、安徽大学、重庆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科学出版社编辑．数学教育．　　

(一)

　　1912年11月，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不久，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堂赴法留学的六十来位同学，告别了仍处于风雨飘摇中的祖国，踏上了寻求前途的征程．其中，有一位年方18岁的四川学生，他姓何名鲁，字奎垣，1894年出生于四川华莹山北麓的广安县．父亲粗通文墨，母亲是位贤惠的农家妇女．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但对这个贫寒的农家却无幸福可言．为了节省灯油，每当夜幕降临全家便沉浸在黑暗之中．只有神龛上的油灯，发出惨淡的荧荧之火．这时未尝人生艰辛的孩子们正在夜色中追逐嬉戏．年幼好学的何鲁却已爬上供桌上摆的椅子，借着神龛前微弱的灯光全神贯注地读起书来．

　　1904年，10岁的何鲁投考初创的成都机器学堂．考试点名时漏掉了他的名字，何鲁挤出人群，当众质问为何点名无他．主考官见此少年器宇不凡，便问道：“能成篇乎？”何鲁答道：“请示以题！”接过试题略加思索，便提起笔来一气呵成．主考官见文，暗暗称奇，又问：“曾读何书？”“诗、书、《左传》……”“试为吾诵《左传》．”何鲁不慌不忙，朗朗背诵起“郑伯克段于鄢”．接着主考官又出对，曰：“童子鸿不因人热”，他用“梁鸿传”之典试探这位少年的涉猎广度和应变能力．何鲁立即对道：“学生鲁当以扬名．”主考官禁不住赞道：“此神童也．”何鲁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成都机器学堂．

　　三年后毕业时，何鲁因品学兼优被保送入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后又转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就读．因参加学潮遭校方开除．

　　1912年初，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鼓励青年人以低廉的费用赴法留学，从而“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他们希望青年人通过俭学努力掌握欧洲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归国后以“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等办法，改良中国社会，使中国富强起来．他们认为在当时的世界上“法国是民气民智先进一国”，因此“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以留学法国为最宜．当时的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对此亦极为支持．这一年春天，留法俭学会在北京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创办了留法俭学会预备学堂(校)．何鲁是该校第一批学生之一．在这个学校学习的学生不但“专攻法文，乃欲养成勤俭之习惯，故校中同学皆轮班值日，自操工作，除疱人外，则无佣工”．自5月底开学，经过近半年的学习，首批留法学生便离开北京．何鲁和其妻弟朱广儒、朱广湘和朱广才同时成为我国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

　　里昂是法国第二大城市，位于索恩河与罗纳河的汇合处．欧洲著名古城之一．1896年里昂的法律、医药、理工和文科学校合并，成立了一所综合大学——里昂大学．何鲁至法不久，便进入里昂大学学习．

　　中法两国中等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不同造成的数理基础方面的差距，加上语言上的障碍，使初到法国的何鲁和其他中国留学生遇到了重重困难．课堂上常常有中国和日本留学生因回答不出教师的提问而被“挂起”(站立)．为了促使中日留学生赶上功课，有一次春假时，相对论课程的教授要求他们不去春游，留下补习功课．这件事深深刺伤了何鲁的自尊心，他决心要争这口气．整个春假期间，他拼命补法语，查资料，赶功课．春假过后，何鲁对教授在课堂上的提问对答如流，使教授暗暗吃惊，怀疑他过去是不是假装不懂．何鲁只好以实相告，教授知道其中原委后，改变了对中国留学生的印象，多次当众称赞这位中国留学生．

　　何鲁在法留学期间，学习刻苦，一丝不苟地演算每一道数学题．在何鲁的遗物中，有一本1915年在里昂大学的“微积分学理解”笔记本，共142页．从头至尾用整齐流利的法文抄写，一字未改，如刻似印．

　　何鲁在大学期间，用三年时间便完成规定的学分．1919年他以优异成绩成为第一个获得科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这对中国留学生来讲确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恰在这时祖国发生了“五四运动”．远在异国他乡的何鲁深受震憾．按捺不住自己的爱国激情，毅然决定放弃国外优裕的工作条件，返回灾难深重的祖国．踏进国门，面对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故土，何鲁思索着何以报效祖国．他是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前往法国求学，学习理工的．但是通过对法国及欧洲列强文明的回顾，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反思，他感到人毕竟是第一位的，只有培养出众多的人才，才能挽救中华于水深火热之中．他选择了“教育救国”之路，走上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台，开始了长达五十余年的教书生涯．

(二)

　　“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元旦成立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教育部令(第28号)宣布将学堂正式改为学校，中国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1912年在蔡元培主持下，北京政府又制定了《教育宗旨》、《学校系统》、《中学校令》、《大学令》等一系列法令，对旧的教育宗旨和教育制度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改革方案．《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规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教育从学制入手又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革．中国的资产阶级教育由仿效日本转向仿效美国．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案》规定中小学实行“六三三”制，大学修业年限为四至六年．大学采用选科制．在这一时期，我国的高等学校渐具规模，健全建置．不少大学相继创办了数学系，开始了我国近代高等数学的专业教育．191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算学系，1913年京都大学堂设立算学系，1919年南开大学筹建数学系，1921年南京东南大学数学系开办．此后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也陆续设立数学系．从20年代起我国开始能够自己培养高水平的数学人才．

　　何鲁正是在这一教育大变革时期踏上故土，走上教育战线，并为之奋斗终身的．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台上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南京高师是1915年在三江师范原址上成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学校初创时期，教育水平还很低．学生年龄相差悬殊，程度参差不齐，教学难度很大．血气方刚的何鲁，年轻气盛，急盼学生早成大器，便照搬法国的教授方式，严厉要求学生．部分年龄较大的学生自尊心受挫，教学效果大受影响．一年后何鲁只好拂袖而去．离宁赴沪后，何鲁先后在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院、大同大学、中国公学等任教，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教育工作者．“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委派杨杏佛、何鲁等人接收东南大学．这所东南大学创建于1921年，1923年南京高师并入该校．1928年又改名为中央大学．该校数学系是我国高校较早设立的数学系之一．第一任系主任为熊庆来．何鲁到校后便接任中央大学数学系主任．经过熊庆来、何鲁的努力，中央大学数学系规模已堪称全国第一．当时共有5名教授(何鲁、段子燮、周君适等)，副教授以下20余人．每班学生人数已超过10名(当时全国各大学数学系学生人数都很少，有的一个年级仅有两三名学生)．何鲁还亲自主讲微积分、高等代数以及预科数学基础课等．教学中何鲁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亦很重视数学系学生外语、物理等学科的学习．何鲁对中央大学数学系的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

　　1929年，四川军阀刘湘根据四川省善后会议议案，组建了重庆大学，校址在重庆南区菜园坝(后迁巴县沙坪坝)．大学由三院十系一科组成．刘湘自任校长．理学院院长一席虚悬无人，经人推荐刘湘便填写“委任状”和“训令”，委任何鲁为理学院院长，态度十分傲慢．何鲁接令后立即原件退回，并回函刘湘：“吝先生而不语，炫高官其何为？”(其意曰：你对我何鲁称一声先生都如此吝啬，只夸你官大么？！)后刘湘多方赔礼道歉，何鲁才于1932年离开安庆(当时何鲁任安徽大学校长)赴重庆，担任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自此至新中国成立十余年间，除1937年应熊庆来之邀任云南大学理学院院长约一年光景外，何鲁一直在重庆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曾担任重庆大学校长、部聘教授(国民党政府共聘任6位部聘教授)．

　　解放后，何鲁曾任西南行政公署文委主任．1956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调北师大数学系任教．后又调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工作．“文革”中，和千百万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一样，难逃厄运，惨遭迫害．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0岁．

(三)

　　1919年夏，何鲁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他认为只有培养出众多人才，才能拯救中华．从25岁任南京高师教授起，到80岁过世，几十年来不少知名学者、专家都曾受业于他．如物理学家严济慈、物理学家吴有训、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化学家柳大纲、数学家吴文俊、吴新谋、数学教育家余介石以及北大哲学教授何兆清、川大中文教授林如稷、美国纽约大学地理学教授伍承祖等．

　　何鲁初在南京高师任教，完全按照法国的教材讲授，能听懂的学生为数甚少，因而去听课的学生也就寥寥无几．可他发现有一个学生堂堂都到，专心听讲，还与教师讨论．他就是严济慈．发现人才，何鲁就把平生所学，倾力相授．若交谈学术为时已晚，便留其在家食宿．何鲁离开南京高师后，每逢暑假都邀请严济慈到其上海家中度假．严在何鲁指导下，很快就通晓了法文，阅读了不少何鲁珍藏的法文原版书籍，还演算了大量习题．有严师指导，加上天资和勤奋，严济慈学业水平远远超过了同学．严在大学学习期间就以善解难题而闻名于宁沪，连大学教授们也常拿校外送来求教的难题请严代为解答．1923年严济慈在何鲁指导和资助下赴法留学．果不负老师厚望，像老师一样，三年修完四年课程；1925年以优异成绩获巴黎大学数理硕士学位，1927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终于成为科学家．

　　何鲁不仅着力于现代数学的介绍、传播，对于我国中学数学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也作出过重要贡献．

　　我国现代中小学校教育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起初大中学堂教科书多直接用外文教科书或外国教科书的中译本．20世纪初，我国上海等地的一些书局开始自编教科书．“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行《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实行七年制，中学四年制．此后，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成套的中学教科书．当时翻译的外国教科书仍很流行．全国实际上并没有一致的教学大纲．20年代初我国普教事业又有一次较大规模改革．1922年11月1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令》，中小学学制为“六三三”制．为适应新学制的实行，又成立了“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拟订各科教学纲要．1923年6月颁行新学制各科课程纲要．这一次改革结束了“辛亥革命”后教育上的混乱状态．由于新学制比较简明，也较适合当时中国国情，除以后在学分制、课程设置等方面有些变更外，新学制一直沿用到解放后．

　　在新学制教育改革中，何鲁是一位积极参与者，并作出了重要贡献．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请托各专家分科拟订各科教学纲要，再征求各方意见，最后由委员会加以复订刊布．其中高中几何课程纲要是由何鲁起草的．这一课程纲要共分三部分，包括平面几何(主要内容为直线形、圆、比与比例、多边形)、立体几何(直线和平面、多面体、旋转体)和二次曲线．这部纲要十分重视基础理论，提出“几何最重原理，原理有异，几何可分；故特列总纲一部以讨论之，并辨明原理与定理之区别”．又说“几何重逻辑之次序”，“高中应加重注意之”．这部纲要也很注意以较现代化观点指导教学，提出“初中几何，大抵为欧派，与他派异点，在平行原理．与此原理不同，则得新几何；故高中几何应当有弹性，令学者不只有一种几何之观点”．这部教学纲要是我国现代学校教育早期较为成熟的几何教学大纲，对中学数学教育质量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

　　何鲁还亲自参加中学数学教科书的撰写工作．1923年编著出版了《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代数学》(商务印书馆)，其主要内容为代数之基本运算、代数推广之方法、分析之基本概念和代数之本身问题四个篇章．1924年又经中国科学社出版《高中代数学》．这些教科书是我国数学教育由仿效日本转向仿效美国后，由中国学者自编教材的尝试．

　　除编纂教科书以外，何鲁还撰写各种数学书籍，介绍西方数学知识．主要著作有收入“算学丛书”的《行列式详论》、《虚数详论》、《二次方程式详论》、《初等代数倚数变迹》以及《变分法》、《微分学》等．何鲁的著作内容翔实，论理严谨，深入浅出，为数学读物中不可多得之珍品．其《虚数详论》序曰：“纯粹数学入室之功．在能逐处推广．虚数者，推广代数运算符号之一也．”该书“读例”曰：“一是书凡分五章．一二章为虚数索原及其运算．用别形所得慕氏公式．致用最广．其论形数则为图解杂数运算张本．第三章推广三角公式．第四章论三次方程式．末章论二项方程式．于n次单位根演论极详．为近修大代数三角学所不及．”这本60余年前的作品，至今读起来仍使读者兴趣盎然．何鲁的著作为西方近代数学在中国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他晚年还曾撰写一部《数学自学丛书》，内容涉及从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的众多内容，可惜未能终篇，便与世长辞了．

　　何鲁还是我国早期科学社团的重要组织者和活动家．在法留学期间，创办“学群”团体，后来“学群”并入中国科学社，成为我国早期重要的科学技术学术团体．1920年中国科学社呈准财政部拨南京成贤街文德里官产为社所，3月迁入，8月15日成立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由何鲁与胡刚复、竺可桢等名教授筹办的，图书均是由教授们私人藏书凑起来的，数量虽少却多精品．对普及科学知识，培育科技人才起了积极作用．1935年7月中国数学会于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成立，何鲁被选为董事会9位董事之一．大会还通过教育部关于审订数学名词的交议，并拟请陈建功、胡敦复、何鲁、熊庆来、姜立夫、江泽涵等15人组成委员会．中国数学会还决定出版《中国数学会学报》和《数学杂志》．前者由苏步青为总编辑，后者由顾澄任总编辑，何鲁、钱宝琼、傅种孙等13人组成编委会．

　　20世纪前期，我国数学名词术语由于翻译各异，非常混乱，急需统一．1934年教育部决定审订数学名词，陈建功、何鲁等15人组成委员会．经过近四年的努力，终于于1938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算学名词汇编》，为我国数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何鲁是解放前部聘教授之一，十分注意发现和选拔数学人才．1938年华罗庚任教西南联大，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完成巨著《堆垒素数论》．这部20世纪数论经典著作原稿送到中央研究院，无人能审，连原稿亦丢失了．后送教育部，交由何鲁主审．正值盛夏，何鲁冒着酷暑，躲在重庆一幢小楼上挥汗审勘．审阅中不时击案叫绝，一再对人说：“此天才也！”阅后不仅长篇作序，还利用部聘教授之声誉，坚持给华罗庚授予数学奖．1941年华罗庚终于成为国民党政府第一次数学奖的获得者．

(四)

　　何鲁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在法国他又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1927年“四一二事变”时，何鲁正继胡适之后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面对蒋介石藉口清党，制造宁汉分裂，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何鲁公开发表演说：“蒋介石这一手做得很孬！蒋介石要闯祸！”事后陈立夫派特务到中国公学气势汹汹问何是否讲过这样的话，何鲁义正辞严地讲：“我说过蒋介石要闯祸的话．如果他不改正，他还要闯大祸！……”1947年东北战场国共双方重兵云集，形成拉锯战．4月何鲁等发起“重庆大专学校教授时事座谈会”，到会者二百余人．何鲁首先发言：“二十多年前，我就说过，蒋介石做得很孬，要闯大祸；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说蒋介石做得更孬，要闯更大的祸！而且祸在眼前！”接着他列举了二十多年来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的种种事实，指控了制造内战的祸首．何鲁的慷慨陈辞，激起阵阵掌声．次日，重庆各大报刊，包括《新华日报》均报导何鲁等人的发言．

　　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何鲁对此曾说：“管仲教齐桓公，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实谓齐君不知礼仪，寡廉鲜耻；并非用以教老百姓者．老百姓谁不知耻？今当道自身寡廉鲜耻，而反以此约束老百姓，只笑话耳．”

　　1946年1月9日重庆《新华日报》登载如下新闻：“本社消息：褚辅成、许德珩、西恒诸氏，邀请重庆学术界人士举行九三座谈会．出席：何鲁、刘及辰、潘菽、吴藻溪等二十余人．……何鲁的发言更为沉重，他慷慨指出，今日的中国，赵高太多……听众一致报以热烈掌声，历久不息．”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此条消息．解放后，何鲁当上全国政协委员．有一次毛泽东主席接见政协委员，与何鲁握手时还谈及此事，对何鲁说：“你的胆子不小！”

　　陈立夫当教育部长时曾约见何鲁，表示愿向蒋介石推荐何鲁．何鲁笑曰：“我见到他非骂他不可！你作介绍人，不怕吗？”事后与朋辈笑谈此事，他诙谐地说：“他要介绍我去给蒋介石‘排朝’，我辞以不够资格．给蒋介石‘排朝’，要花鼻梁才合格．我的鼻梁不花，所以不够资格．”闻者大笑．

　　何鲁寓居重庆石钟花园时，国民党政府曾派人送去一套中将礼服和薪金，何鲁拒之不受．1935年冬，何鲁与一军官同为一对新人证婚．何鲁借证婚之机，说：“婚后要生子，中国是人口多，特别是军人多．军人多了就要出事，各据州郡，你争我夺，神仙打仗，凡人遭殃．中国的事情办不好，他们要负责任．拥兵多了，有大阀、小阀，闹得不亦乐乎！两位结婚生了娃娃，切忌不要娃娃当军人，老百姓就安居乐业，幸福无穷！”这话惹恼了另一证婚武人，这位军官气汹汹地说：“将来生娃娃洗三朝的时候，要多用自来水把娃娃的脑壳好好冲洗冲洗，让他头脑清醒才好．不然，一个人脑瓜子不清楚，乱骂人，会惹事生非的！”

　　何鲁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慷慨陈辞，痛斥蒋介石政府；何鲁还曾在庐山当众撕毁蒋介石的请柬，表示坚决不吃“奉谕饭”．何鲁终于惹恼了当局．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何鲁的名字列入了美蒋特务暗杀之黑名单．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何鲁才幸免于难．

(五)

　　何鲁是位数学家，还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

　　早年的勤学奠定了他的功底，家乡的山水哺育了他的灵感，人生的阅历又陶冶了他的情操．在教学生涯之余，何鲁又进入了诗的境界．他用诗词记事、酬和，用笔端讴歌祖国的大好河山，抒发自己的激情．他留下的旧体诗词达数千首．现在能见到的何鲁诗词是用成都诗碑家的“郑笺诗谱”抄写的八大本．

　　1935年与其兄何斗垣同游重庆北温泉，曾写道：

年来诗兴已无多，不对名山懒放歌．

今日置身巴峡里，虫吟泉吼也想和．

　　他在“秋兴”其二中写道：

叶叶题诗句，句句着香痕．

分明无怨旷，一心报国恩．

　　他曾赠诗于京剧艺术家程砚秋：

回首松江畔，相逢各盛年．

今兹艺益老，故人渺如烟．

田墅腾欢日，农民庆更生．

我惭鸣盛世，君宜谱新声．

　　“诗言志．”何鲁在诗歌中，献出了一颗赤子之心：

添得建设砖一块，

百年休负有涯身．

　　何鲁擅长书法．他在其砚台上铭刻铭词：“终日相携，形影不离．子不弃我，如式佩．”1954年，年已花甲的何鲁在学俄语时，逐日把一本俄文日历译成中文，再用朱墨蝇头小楷抄录下来．字迹工整、清丽，一字未改，一笔不苟．何鲁的书法先学颜、柳，后习欧、王，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他的楷书既有欧体的锐利俊丽，又融合了“二王”的笔意，还有汉碑的特色．据说何鲁的书法传到东邻日本，颇受日本书法界的赞誉．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就很推举何鲁的书法艺术，曾盛情邀请何鲁率书法代表团访问日本．可惜由于何鲁辞世未能成行，可谓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件憾事．

　　1973年9月13日，80岁高龄的何鲁在书房伏案工作，突然心肌梗塞发作，手中紧握的笔尚未放下，便倒在了书桌旁，匆匆走完了80年的人生旅途．

奎垣何(鲁)先生传*

　　先生四川广安人，幼颖悟，有神童之称．全家倾产送先生出川求学．在沪曾从复旦大学故校长李登辉先生学英语，后上北京进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参加闹学潮被校长颜惠卿开除．旋得留法公费，率妻弟朱广儒(后法语教授)、朱广湘(后获巴黎大学医学院国家博士，回国后为北京名医)和朱广才(中国第一个毕业于法国多艺学院者)三人去法留学．当时，中国留学生考取科学硕士极难，先生是第一个获得该项学位的中国人．

　　1919年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算学教授，出其门下者有严济慈、余介石、赵俨、何衍璇、何兆清、樊平章、赵忠尧、柳大纲等，先生尤寄厚望于严，尽力资助其赴法留学，后严以优异成绩获得法国国家物理科学博士学位，蜚声中外．先生对学生要求极严，经常进行板答，当时有些学生年事已长，当众受责，深感难堪，常露微词，继而群起反对，先生遂拂袖离宁去沪．行前荐迪之熊(庆来)先生自代，并将很多数学书籍捐赠南高图书馆．

　　居沪，在中法工商学院、大同大学等校任教授．每月工资甚丰，得以资助严先生潜心攻读．此时，先生开始在商务印书馆“算学丛书”内出版《二次方程详论》、《虚数详论》、《行列式详论》等，其文笔简练，论证严谨，对当时中国数学的发展起了很大影响．先生工资、稿酬既丰有余，则大量购书供青年阅读．郭老沫若在其《革命春秋》一书中，对此有所记述．

　　不久，国共第一次合作，广州成立军政府，准备北伐．先生早年加入孙中山先生同盟会，至是时，遂离沪赴粤，任科学院副院长，建议在香港设站，专事延聘归国留学生到广州工作，大大壮大了革命队伍．1926年，北伐军兴，不期年，克复西起湖北、东及江苏江南各省，建都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此时，前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已改名东南大学，由迪之熊先生建立算学系，任系主任．政府派杨杏佛和先生等接收东南大学，因延聘稍迟，熊迪之、叶企荪、吴正之、张子高等一批名教授俱被清华大学请去，追聘不及，于是何先生任中央大学(东南大学改名)理学院算学系主任．校长张乃燕是留瑞士的化学家，极礼尊何先生，有所建议常被采纳，算学系得到了大发展，连何先生在内，有调元段(子燮)先生、周君适先生等五教授，其余副教授以下约二十余人，每班学生都在十人以上，规模堪称全国第一．先生治数学重基础，亲自主讲预科数学一年，不仅当时所谓大代数、解析几何、近世几何以大大高出一头的见解讲授出来，并旁及画法几何学、运动学和天文学知识．1929年秋到1930年夏，先生主讲微积分和高等代数．高等代数当时用的是《Introduction to Higher Algebra》，尚无译本，都是向上班同学借用，但同学们英文程度差，学习有困难，于是开课前先生作动员报告，介绍的是李登辉学英语的方法，和先生自己在法国攻普通物理(特别是热力学)文凭的经验，即先弄懂，接着逐句、逐节、逐页反复读熟，这样会加深对课文的理解，三十页后则理解和背诵速度会迅速加快，盖每一个作者的用词造句和推理都有他的特点，一旦抓住这些特点，事情就好办了．先生讲微积分，重视制曲线，凡制曲线不及格者微积分也不能及格，在先生熏陶下学生终生受益．先生重视并通晓物理学，在先生办公室内，常有物理系高班同学向先生请教，常满意致谢而退．先生主张走普恩加莱的数学物理道路，对后辈从事数学物理方程研究有影响．先生不仅通英、法、德三国文字，并能口语，汉文诗文书法更是擅长．在中央大学时，与太炎先生门生季刚黄(侃)先生等结忘年交，常意气相投，诗酒相和．先生虽长于教学，但行政工作非所长，因种种原因，算学系一些同学反对何先生，高两班同学黄祥宾同志(地下共产党员)和一些同学意不能平，起而拥护何先生，终以寡不敌众，何先生被迫离宁去安庆，任安徽大学校长．

　　由调元先生讲授的高等分析是当时算学系重点课程，其讲义的前二十余页，简单回述实数定义、上下界定义、聚点定理、柯西数串收敛的充要条件等内容，相当艰深，加以当时缮写工作极差，历班同学都视为天书，无不望书兴叹．此课每班春季开始，有同学得悉此情况遂于1930年秋上书安庆何先生求教，先生回示宜读J．Tannery所著《Lecon d’Arithmetique théorique et pratique》最后讲实数定义的二三十页，同学采用了何先生所教背熟法，终于弄懂了Tannery所讲的Dedekind实数论，再读Goursat书第一卷前二三十页，立即觉得其回述扼要，立论谨严，不愧为世界名著．而其对Dedekind实数论仅扼要回述，则是在法国中学高班(methématique spéciale)已经详论，由此事可见先生指导学生之得法．

　　1932年先生离安庆去重庆，任重庆大学校长，主编《初等数学》杂志，最后出了一期一厚册，其中有何先生译的HermannWeyl的“物质与时间”一文．1934年7月，何先生出川去上海，嘱生新谋二事：一，拜谒季刚先生；二，拜访余介石先生，转告请余先生到重庆大学当教授．当时余先生在中央大学极不得意，含泪同意．

　　1936年秋，先生到北京休假，时日寇已深入，先生重游水木清华旧地，不胜感慨万分．

　　翌年，卢沟桥变起，先生应熊迪之先生之聘赴春城任云南大学理学院院长，对外助熊先生折冲俎豆，在内则任教弥重．翌年夏，先生向迪之先生告病回渝，仍在重庆大学工作．当时的沙平坝之容纳长江流域迁来的中央大学、同济大学等，犹如云南大学容纳的西南联大，对抗战时期保护东南半壁河山文化事业先生亦有所贡献．先生曾任教育部部聘教授，华罗庚同志得奖的论文“堆垒素数论”，先生是评审人之一．抗战胜利，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政府极端腐败黑暗，先生有白昼提灯之感，忿怒溢于言表．1949年春末，解放军大举渡江，反动派不战而溃．刘、邓、贺龙将军入川，反动派空遁之前，一方面有渣滓洞之惨案，一方面另有黑名单，先生名列榜首，幸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杨森是先生乡人，见黑名单有先生名，曰：“这是一个喜喝酒的读书人，不会造反的．”将先生名勾掉，才幸免于难．其余从同济大学校长周君适先生起全部被枪杀．

　　重庆解放后，先生任西南行政公署文委主任，刘、邓、贺等领导同志对先生优礼有加．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先生参加民革任中委，并任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有一次赴京开会，先生住在北京饭店，生新谋前去拜谒，先生喟然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都懂科学！”一语道中了新中国五七年以前的昌盛之源．数学研究所迁往清华大学时，先生带他亲笔抄的华罗庚同志的得奖论文稿，面交罗庚同志，华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盖华正以国民党时代得奖论文原稿被丢失难于出版为憾．1956年，院系调整时，先生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任一级教授，后调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任总编辑，因需审阅俄文译稿，先生以70高龄又学通俄文．“文化大革命”中，何师母先逝，先生后被迫迁居．独居一室，逝世时家人不知，时1973年秋，享年80岁．

　　夫子早岁参加同盟会，在国共两次合作期间，做了不少有益人民的事；当国民党转向反动，挑起内战，又愤激反对，并幸免于难．新中国成立，参加民革，任全国政协委员，对共产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有中肯的认识．先生高风亮节，在老一辈数学家中是政治水平最高者之一．

　　先生在学术方面知识面广，兼通数学、物理，并有识见，主张走普恩加莱数学物理的道路．不仅讲学简要剔透，而且指导有方，寥寥数语，每每使人终生享用不尽．诗书超逸，能与国学大师门人唱和．通多国语言，能阅读并口语．凡此种种，在科学界亦所少见．

主题：重庆大学数理学院校友－何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