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华罗庚的悲剧 - 数学与应用 - SCI论坛

陈省身、华罗庚的诗作与其学术人格和学术成就　　"诗言志"，一个人的诗文往往最能反映其性情。解放前成长起来的一批科学大师大都文理兼通，不但有非凡的学术造诣，而且诗文功底也相当了得。今人在研读他们专深的学术论著之余，漫品一下他们率真的诗作，时常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陈省身、华罗庚这两位20世纪的数学巨擎，在书写辉煌的科学春秋史的同时，恰好也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不可多得的诗篇。陈省身自言"我原来是喜欢写作的。"15岁时，他在扶轮中学校刊上发表了两首小诗，分别题为《纸鸢》和《雪》：　　纸鸢　　纸鸢啊纸鸢！　　我羡你高举空中；　　可是你为什么东吹西荡的不自在？　　莫非是上受微风的吹动，　　下受麻线的牵扯，　　所以不能干青云而直上，　　向平阳而落下，　　但是可怜的你！　　为什么这样的不自由呢！　　原来你没有自动的能力；　　才落得这样的苦恼。　　雪　　雪啊！　　你遮着大地，　　何等洁白，　　何等美丽，　　何以为人们足迹所染污？　　负了造物者的一片苦心，　　我为你惜！　　我替你恨！　　言为心声。今天看来，这两首诗当然不能算是文学佳作，但恰恰是这样略嫌稚嫩的诗作蕴藏了作者最真实的思想和情感。《纸鸢》一首在刻画风筝不自由的同时，饱含了作者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作者并且更深入的分析了风筝不自由的原因，实际上也揭示了获取自由的条件和方法：要有"自动的能力"，即独立主动，自给自足。第二首《雪》则体现了作者对高洁的彻底追求，不为红尘所动，不为世俗所染。正如陈省身的夫人郑士宁在60年后重读这两首诗时所说："你的思想没有改变"，陈省身将这种 "喜欢自由与独立，不肯随俗"的个性和精神贯穿了一生，自然也包括其数学生涯。1934 年，陈省身读完清华大学研究生后，获得公费（"庚子赔款"）留美的机会，但是陈省身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不加思考的选择留美，而是选择了德国汉堡。这一独立自主的选择后来被证明是陈省身学术生涯中最为明智也最为关键的一步。陈省身回忆道：" 事后看来，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汉堡除布拉施克先生外，有阿廷（Artin），赫克（Hecke）等教授，所作研究，都是领导性的。"确实，那时的美国还不是数学大国，数学中心仍在欧洲。陈省身没有从俗选择留美固然是其数学眼光使然，与他的个性精神也是密不可分的。一个人的理智常为情感所遮蔽，没有某种精神拨去眼前的迷障，理智的光芒就永远散发不出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陈省身的选择并不是什么惊人之举，但在当时那样一种情势和潮流下，陈氏的决定就显得意味深长。在德国求学1年多后，陈省身没有满足于已获得的博士学位，又将目光投向了巴黎。在那里，他拜当时最著名的微分几何学权威嘉当为师，在大多数人视嘉当为畏途的情况下（嘉当的论文以难读著称），苦读两年，终于能够自信的说出："我已不是学生，对于传统的微分几何学，我的了解和我所掌握的工具，自信不在人下"。这时，陈省身已可称得上是传统微分几何学的顶尖人物，但他仍不满足，因为这样的成就终属步人后尘。为此，陈省身"独步遥登百丈楼"，以独立自主的精神孤军奋搏，摆脱传统和权威的束缚，在微分几何中融进拓扑学的思想，终于一举开创出微分几何学的新领域：大型微分几何，从而成为几何学史上继欧几里得、高斯、黎曼、嘉当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人物。不仅如此，当陈省身已是80高龄时，仍被评论为"另辟峭径，活跃在数学前沿"。这真是数学史上的奇迹，因为按照本世纪最著名的数学家外尔的说法：数学家大致到35岁为止。但是，当我们再仔细回味一下他少年写的那两首小诗时，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一奇迹看作是他那坚持独立与不随俗精神的必然结果呢？　　与陈省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位杰出数学家华罗庚。无论是聪明还是勤奋，华罗庚都决不在陈省身之下。以初中毕业的学历，三次破格晋升，年仅28岁即被聘为正教授，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只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在剑桥留学两年，一口气写了18篇高质量论文，这样的高质高产，难怪连自信不在人之下的陈省身也不得不佩服"他是确有数学天才的"，"用功非常人可及"。甚至像少年即被誉为神童的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这样公认的天才，对华罗庚的才思也要忌惮三分。1935-1936年，维纳来清华作学术报告，据当时听课的人回忆：只要华罗庚有些异样的表情，如咳嗽，维纳就会问他："我错了吗？"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然而，如此的聪明加勤奋仍然不能挽救华罗庚晚年在学术上逐渐走下坡路的命运。40年代的《堆垒素数论》，50年代的《多复变函数论》是其最光辉的顶点。本来，华罗庚完全可以在多复变函数上继续开创，走出一条像陈省身那样的康庄大道出来。但是，国内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华罗庚的数学生命也由此结束了。尽管他后期也做了一些应用数学方面的出色工作，如高维数值积分（实际上，值得称道的也就这么一项工作），但这些工作已不能左右世界潮流了。才智和勤奋都不在陈省身之下的华罗庚其成就最终却落在了陈省身之下。虽然陈省身也承认"他（华罗庚）在数论、代数、多复变函数论，都有重要贡献"，但这些贡献大都是解难题型的，像陈省身那样大范围开创领域、领导世界潮流的贡献，华罗庚是没有的。面对这种显然并非智力因素造成的差距，我们如何解释呢？环境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比如有的外国研究者认为："要是华罗庚像他的许多同胞那样，在第二次大战之后，仍然留在美国的话，毫无疑问，他本来会对数学作出更多的贡献的。" 但是，身处同样恶劣政治环境的其他一些数学家，如陈景润、冯康、杨乐、张广厚等人却仍然在那个年代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冲击和迫害，比如冯康就被打成国际间谍，曾经逃回老家，后又被捉回关押。但冯康在这期间的数学成果仍然层出不穷：60年代独立于西方发明了有限元法，并率先奠定其理论基础；70年代又提出自然边界元法，被国际上誉为边界元法三大流派之一；文革结束后不久，他又首创了基于辛几何的哈密顿算法，由此开创了计算数学的新领域。这些成就，每一项都是国际性的。事实上，好的环境固然有利于学术繁荣，恶劣的环境对于那些有志于学术研究的人而言，不但不是阻力反而是激励和挑战。正如英国科学史家格雷厄姆在研究俄罗斯和苏联科学时指出的："在斯大林时代，有些科学家为逃避困扰他们的政治动乱，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其聚精会神的程度超出常规"，"实验室或书斋外面的世界不仅是危险的，他还会引人走入歧途。这样一来，许多研究人员的生命几乎全被科学吸引 "，于是"镇压甚至促进了苏联科学"：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这是一个恐怖与专制的时代）所做的工作，苏联物理学家获得了五次诺贝尔奖。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彼得·卡皮查正是在进行他最重要的研究工作前三年，由斯大林下令被逮捕的。由此可见，环境的优劣并不足以说明个人成就的大小，要想寻找华罗庚晚年失才的原因，还得从华罗庚本人身上入手。　　60年代，全国上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毛泽东等人均有诗词于观后，1964年初华罗庚也作了一首《西江月》：　　森森白骨堆中，是俺生身所在；　　皮囊纵然千般改，积垢依然深埋；　　妖兴易受蛊惑，风气障目尘埃；　　勤学毛著脱凡胎，方能入得门来。　　这首词假托唐僧，实则暗指自己未能紧跟时代，从内心深处检讨了自己由旧社会带来的丑恶"习气"，流露出作者深重的原罪心态。尽管华罗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讲过一些违心的话，如，在大跃进的气候中，华罗庚提出数学研究所在12项数学问题上要在十年内赶上美国，并且要把计算技术、人造卫星、大水坝等各方面提出的一切数学问题完全包下来。但《西江月》却决不是一首应时之作，因为讲话可以被迫，诗词却总是真情流露。华罗庚是真有悔改之意的，他将这首词虔诚的呈给了毛泽东。就在这一悔一呈之间，一位桀骜不驯的学者丧失了他高贵的人格尊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华罗庚选择了一条与他的才智和潜力都很不相称的道路：数学普及。虽然，华罗庚的普及工作也赢得了国内以至世界的一些好评，但是今天回想起来，连他最亲密的学生王元也不禁为之扼腕叹息。王元对此颇为迷惑，我们至今亦很难找出其最初动机，而仅能从"勤学毛著脱凡胎"一句，窥得些许眉目。不过，接下来华罗庚矢志不移的将数学普及工作坚持了20年，却能获得清楚的解释。1965年6月6日，华罗庚在《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统筹方法平话》，标志着其数学普及工作的正式开始。不久，华罗庚将发表的文章及补充材料整理成小册子《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寄了一本给毛泽东并附上一封信。毛很快复函如次：　　华罗庚同志：　　来信及平话，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专此奉复，敬颂　　教安　　毛泽东　　1965年7月21日　　华罗庚看到这封信时的心情我们现在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华罗庚将这封不足百字的信给他周围工作的人与学生都看过。同时，为了纪念毛复函日期七月廿一这个特别的日子，华罗庚还特地起了一个笔名：齐念一（七廿一）。我们还知道，数学普及工作受到毛泽东鼓励后的华罗庚自此死心塌地的干了20年，直到他魂归西土。明知在外东奔西走不如静坐书斋来得安定，明知抛头露面更容易受迫害和打击，华罗庚仍然不悔初衷，甚至不惜因此与夫人分居。华罗庚是真的做到了"不为个人"。但也正是这崇高的"不为个人"使他失去了个人，失去了个人的独立判断和价值标准。即使在 "林彪事件"爆发后，华罗庚对毛依然称颂不迭。1975年10月5日，华罗庚收到毛泽东长达600字的复函，喜出望外的华罗庚两天后作了一首《飞示下九霄》，并在序言中写道：敬奉毛主席5日批示，书此志喜。全词如次：　　往事历历知多少，衷情难述描，　　莫过今朝。只觉得盈耳歌声满眼笑，　　如孺子又得慈亲教。　　主席年高，国事辛劳；　　无微不至，明察秋毫。　　扶危解困惑，飞示下九霄；　　无声霹雳破迷雾，明镜照出白骨妖。　　休道她，仗势欺人多焕赫；　　下场头，纸穿明烛照天烧。　　领航、掌舵有主席，　　哪怕风狂、雨骤、浪滔滔。　　虽今日，还淹留病榻上，　　论斗志，早已直上九重霄。　　1956年前，华罗庚曾多次鼓动其师熊庆来回国，未料熊庆来回国后不久，即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5年，文革尚未结束，恰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距熊庆来之死也只不过6年，还有无数个熊庆来仍然在生死的边界线上挣扎，然而华罗庚却"只觉得盈耳歌声满眼笑"；同样被由毛领导和发动的文革整得死去活来得的华罗庚因为得到了毛的一点关慰竟然觉得毛在"扶危解困惑"而感激涕零；最终，被感激之情迷障理智的华罗庚怀着"领航、掌舵有主席"的忠诚变成了他人手里的风筝。诚可悲矣！华罗庚晚年在数学理论上无所成就，如果不能完全归因于其独立人格的丧失，至少很大一部分是由此引起的。读着这样的诗句，与陈省身那"独步遥登百丈楼"的叱咤之势形成鲜明对照，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完全是一副匍匐人下的恭顺之态。抱着这样一种姿态当然无论如何也做不出领导潮流的贡献。　　昔人虽已逝，功过须慎评。需要指出的是，华罗庚决不是一个毫无个性的人，在清华求学时，华罗庚因为当场指出授课者解题的繁琐而气跑两个教授。后来任数学所所长时，因为工作常受牵制，入党要求又遭到组织的拒绝而负气出走。然而，华罗庚并没有将自己的这种独立性坚持到底，在政治权威面前，他五体投地的拜倒了。他在放下了学者尊严的同时，也放弃了陈省身所说的"自动的能力"，以表面荣光实则平凡的活动过早的结束了自己的学术生命，终成遗憾。然而，华罗庚毕竟遵从了自己真实的情感，他的思与行是统一的，作为数学家，也作为诗人，华罗庚与陈省身是同样真诚的。参考文献： 1．　　张洪光等编译：《陈省身文选--传记、通俗演讲及其它》，科学出版社，1989 2．王元：《华罗庚》，开明出版社，1994 3．（英）洛伦·R·格雷厄姆：《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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