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大改革，教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成立于一八九八年的北京大学，近来在校长许智宏及著名经济学者家张维迎的主导下，推出了「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及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使北大教师生态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据了解，预计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讲师和四分之一的副教授将去职，这个方案也在北大，乃至中国教育界引发激烈争议。
撼动学界
对这项人事制度变革，外界或形容为「休克疗法」、或者名为「重磅炸弹」，但回顾北大历史，这的确是自一九一七年蔡元培校长改造老北大以来，北大最激进的一次自发性制度变革。
引爆激烈争辩
五月中旬，当绝大多数北京市民还在为SARS担忧时，北大校园里却为了这项史无前例的改革引爆激烈争辩，据指出，北大成立了由校长许智宏为组长的「人事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和张维迎领导的「人事改革工作小组」，改革草案两次公布在网际网路上征求各方意见，定稿前更经过十次修改。
在新的人事改革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的教员聘任制：未来出缺的教授和副教授将公开向国内外招聘，在稍早的草案中甚至订下「自二○○三年起，空缺教授应有二分之一对外招聘」，在校内激烈反对的情况下，才取消了比例限制。
废除留校任教
新方案也对北大学术研究的「近亲繁殖」现象下了一帖猛药：今年起原则上不再从本系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一时做不到的系，要提报逐步汰减本科系出身教员的时间表。
副教授和讲师级的年轻教师将面临严格的升等压力。依照新规定，讲师的最长合约期为六年、理工类副教授九年、文史哲类副教授十二年，教师在合约期内有两次提出晋升的机会，第一次不成，隔一年才能提第二次，两次失败，无论原合约是否到期，学校都可以解聘。
烂系将被解散
新方案也规定对于教学或研究表现不佳，评鉴连年殿后的科系或单位，学校可以解散，单位所属所有教员无论有没有长期合约，都得中断。
大陆媒体报导指出，新方案改革的力度之大，超出了许多北大教师的想象，特别是中、青年教师面临空前的压力，一般估计新方案上路后，可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讲师、四分之一以上的副教授将失去现在的职位。
这一改革制度，震动北大校园。赞成此案的北大社会学教授高丙中说，「工人可以下岗，大学教师为什么不能？」
在公开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一手推动改革的许智宏校长不断出面与学生及外界沟通，他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这个改革的目的，就是使北大更有竞争力，更能吸引优秀的教师，更能吸引全国最好的学生。
质疑阉割北大
反对者指责改革方案是「蛮干」、「急功近利，必然失败」，更尖锐的则批评，「这是改革北大，还是阉割北大？」部分北大教师甚至扬言以「罢课」方式表达不满。
改革方案的每一项计划都有人提出激烈的批评，一位青年学生说：「与其到处去挖四十岁以上所谓「有贡献」的学者，不如留一些在北大待了十年的学生，因为只有在这个园子里呆着，才知道什么是学问。」
也有人认为：「为了去掉近亲繁殖的虚名，而把自己辛苦培养出来的大量优秀学生推到外面，是一种浪费。」但立即有人反驳认为，对某些特定学科或专业，「有很多并非北大就是老大」，引进外校教师，并不会降低水准，再等到北大毕业生从他校历练出来，就更不会有优秀教师不足的问题。
另一种反对意见强调在不升等就淘汰的压力下，年轻教师只有不顾一切，全力炮制论文，研究成果可能会变得浅薄。更何况大学教师不只有研究工作，新制一实行，还有谁愿意承担公益工作、担任导师，或者为学生们的成长费心？「青年教师和这样一个大环节脱钩，北大还能不能正常运转？」
二、北大改革的道义与知识难题
粗看一遍北大的改革方案，并参考校内各方的议论，我不得不承认，这差不多就是一份由行政主导、自上而下地在教师之间进行赤裸裸的利益再分配的方案，难怪它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然，管理者设计激励制度，首先考虑的就是利益问题。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利益格局的变动，最好不要是零和游戏，帕累托改进才是最优的选择，也就是说，尽量别出现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事情。而目前的改革方案，却似乎恰恰是零和游戏。
那么，改革是否必须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去增加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或许主持其事者认为，在给定资源约束下，为了实现某个目标，不得不如此。
然而，自以为的不得不这样，却并不自然地使改革具有了就这样行事的权力。改革者是否有权利和道义上的资格要求他人作出牺牲？显然，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没有人有资格要求另一个人为了某个长远的集体目标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除非他本人愿意以自己现有的利益与提供给他的补偿进行交换。
无论如何，一种在以前的规则下为正当、并且并不显著地违背整个社会普遍的正义感的利益，在因为某种更高一级之群体的理由而被牺牲或剥夺的时候，似乎是需要给予恰当补偿的。否则，这样的改革本身可能就是不正义和不道德的。而如果改革的过程本身就不正义、不道德，则改革的结果是否有任何公平、可欲的可能性？
所谓正义的意思就是，改革方案应当是无差别地对待每一个我们不知其现有处境的人，不去考虑规则之改变可为具体的各部分人带来何种利益，而仅着眼于透过正义的规则来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追求自己的利益。规则应当是高度抽象的。正当的改革就是确定一个最抽象层面的博弈规则，然后，引导各方进行博弈，透过这样的过程，让人们之间自愿地进行利益的交换和再分配。
改革不免导致利益的再分配，但利益的再分配不应当是改革方案的起点，它只是改革方案所设计的极端抽象的规则运转的结果。任何刻意追求利益再分配的改革，在貌似进步的同时，会制造出无数它自己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惟有在规则引导下进行的交换所形成的利益再分配格局，因为是自愿的，所以是正当的。
此处所谓抽象的规则，意思就是，改革的方案不涉及改革的具体内容，无意于制订整全的改革方案，而仅仅是启动或者认可改革的过程，给予各方参与该过程之机会，令各方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正确利益，并发现、竞争各种不同的改革方案。改革的基本内容可能主要是构造一个有益于进行改革的权力-权利结构，并确定一些最基本的游戏规则。
看起来似乎很反常的是，改革方案越是如此抽象，越不去考虑刻意地照顾某些人、抑制某些人，反而可能越能得到可欲的结果。举例来说，政府不需要刻意地保护现有的企业家，或在某一个小圈子——比如在海归派——中培育企业家，因为，市场是一个过程；只要法律平等地保护每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企业家自会在市场过程中不断地涌现、再生。重要的问题是：谁将成为下一个企业家？而这，却不是任何人可以事先知道的。我们只能靠一套平等地鼓励所有人的规则体系，来激励企业家自我生成。
归根到底，改革者的知识是有限的。在制订规则的时候，我们无从得知，谁将有益于北大的事业，谁将有害于北大的事业。一套恰当的规则可使得人人为北大的事业作出贡献。而一套不恰当的新规则，完全能把你认为最合适的人变成绊脚石。在制订规则的时候，改革者似乎不应当过多地考虑各色人等目前的状态，而应着眼于规则本身的正义与合宜。
正义与合宜的关键是，规则应无差别地对待所有人。每个被改革涉及者，都应被新的规则平等对待。只有这样，每个人才是平等的人。改革者如果将教师仅仅视为改革的对象，以为可以自上而下地任意操纵、安排他们的权利、利益，这不光是不明智的，也是不道德的。这样的改革方案，如果强制执行，很可能会因其不合乎人们的正义感——正义无非就是普遍的正义感而已——而无法避免失败或被扭曲的命运。
改革者有时之所以会制订出过于具体的、根据自己的价值对民众区别对待的方案，是假定自己已经或能够知道，哪一类人是可以利用的，哪一类人已经没有价值。在规则未运转之前就作出这样的判断，恐怕属于知识的僭妄。
对于任何人，改革者都应当保持一颗平常心，而对于涉及到数千、数万人的权利、利益和命运的重大改革，改革者应当是高度审慎的。
我所能设想到的一种审慎的策略是通过竞争的办法发现恰当的改革方案。北大校内各方目前对于改革方案的激烈反应已经表明，这场改革似乎应当以院系为单位进行，在较低的层面上进行多中心的竞争性改革。通过规则的竞争，我们才有可能知道，什么样的规则最有益于北大的事业。
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公共辩论，才能发现真正能够有益北大事业发展的规则。事实上，不仅是此次改革所要确定的规则，其它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比如，改革到底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目标，更广泛地说，北大到底应当追求哪些目标，北大精神到底是什么，何种治理结构能够有益于这些目标的实现及这种精神的发育：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不证自明的，也不是几个人就能一锤定音的。这些对北大而言具有宪法意义上的问题，恐怕需要通过观念的竞争、通过公共辩论才能被发现答案。
改革方案已经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依笔者之见，北大方面倒不如暂且放下具体的改革方案之争，而让北大教师、学生、行政管理与后勤服务人员，以及北大的校友们、关心北大的社会人士，一起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凝聚、发现和形成北大的“宪章”。以北大之济济人才，不愁搞不出三五个具体的人事改革方案。北大缺的是一个宪章，也因此，缺乏改革者在制订方案时之理性的谦卑，校方在运用权力时之明智审慎，与教师对于如此运用之权力的尊重。以如此的治理结构与心态，而求改革成功，难。
三
软处好起土
看了《南方周末》关于北大改革的报道，想说几句话。
一，惯性思维的产物：北大应该改革，也必须改革，但是现在出台的方案“大方向”错了，“改革”的对象错了，是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拿知识分子开刀习惯性思维摸式的继续。俗语说：“软处好起土”，在高校中，“最软”的就是北大改革首先瞄准的那一部分人。按北大现在的方案，教授们已登上山顶（虽然也有金银铜铁之分），总不能把他们再推下去吧。行政层管理制定的方案，当然决不会拿自己试刀。最好下手的“软处”就是讲师、副教授这一块，他们在教师中占了相当大一部分，把他们做“改革”切入点，既方便又易出战果。他们往前只有一条道：升职称但却受“指标”限制。能力、水平、才干大体相当的一批人，却不得不为少得可怜的几个恩赐的指标“同室操戈”。指标是“中国特色”，是长期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其它部门大都已淡出历史舞台，但在高校，指标就等于职称。“职称杀人”这句话在高校内流传已久，北大改革者，千万不能再磨利了、抡圆了－－－－－－
二，随意抬高职称门槛：高校教师以授课为主，一般要求开２—３门课。授课中的研究、心得积攒成文，更有勤奋者著书立说，每个职称段的不同的学术要求都是正常的。但现在问题复杂多了，外语、计算机考试外，各省、市、学校往往制定自己的“土政策”：比如，所有学术杂志、期刊、学报被人为（不知道是谁？）分成一般、核心、权威等几个级别，发文章比写文章难得多，讲师、副教授辛辛苦苦写的文章投递无门，甚至在自己学校的学报也吃闭门羹。但评职称要求“核心”多少篇、“权威”多少篇等，是硬杠杠。还有申请副教授、教授，必须当选市级先进几次、省级几次、国家级几次；或荣获市级、省级、国家级什么奖项等（见近日陕西省教育厅文件）。教师都晕了，不知该好好教书还是努力争当模范去？教师想申请个副教授、教授，要砍的门槛比祥林嫂多得多。
三，教师在学校的地位：“高校教师”在外人听起来风光极了。但在学校圈里，却是“弱势群体”，也包括了教授们。正如《北大激进变革》中一位教师说的：“我看到那些豪华的行政机构，就感到心酸，很多部门一个办事员可以有一间豪华的办公室，用的是液晶显示屏的电脑，而我们很多老师连自己的办公室都没有，只能在饭桌上看书备课”。北大尚且如此，其它高校情况可想而知。学校任何一个行政部门的小办事员打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一位老教授呼来唤去。教师在学校想办成一件小事，比如开个证明之类，也得点头哈腰、看遍脸色、跑断双腿，受尽窝囊气。学校领导及行政各部门均配有专车（西安市某高校纪委书记的老婆买块豆腐都要叫专车），教师们包括教授甚至院士只能去挤公车。行政干部以考察名义到欧美日韩周游，教师想参加专业会议或进修、访学却被告知没有经费，这种不公平还表现在津贴、住房等等。９９年高校扩招，教师工作量徒增一倍，但收入并未相应增加。西安市某高校副教授一学期的课时费（饱满课时６节／周），没有系资料员坐班费多，也低于学校一个高级工（以工代干）。校内有不少私家车，但没有一辆是教师的。一位留校的学生当了副处长，指着教师说：“没有我们，你们能干啥？”教师在学校处处受制，是人下人。想来，北大一般教师也好不到哪去。
四，改革应从行政管理层开始：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原本是为教学服务的，《教师法》关于这一点有很明确的规定，但在高校都翻了个儿，在行政管理层看来，“官本位”是天经地义的。北大行政人员占教职工２／３，２／３的官员们“改革”１／３的教师，强权革命弱势，易如反掌，哪有不成功的道理？现在行政管理人员都是知识分子，或本来就是从教师提拔上去的，他们深深知道教师最看重什么，更知道教师的“痛处”在哪，改革起来一打一个准。行政管理层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阶层，他们不想触动自己分毫利益，所以才会有现在的方案出台。北大是何等的学校，尚且如此，遑谈其它学校？在难以抵制的利益的诱惑下，一部分教师尽量往行政钻，有了一官半职，再申请职称一路顺风。上文提到的西安某高校，压根没教过学的校领导哪一个不是“教授”？还是这所高校，２００１上半年一次提拔了８０多人，教学一线失去了一批教师，学校多了若干贪官，有的科室全是“长”，没有“员”。我很纳闷，官场升迁历来为什么那么容易？不考外语、不需文章，没有指标，只要领导看上，即平步青云；教师升职称却如入炼狱，名额在少数人手里捏着，你不脱几层皮、不跑断腿、不把尊严人格当垃圾扔到一边去，你就甭想。《北大激进变革》一文中，有教师痛陈扭曲的评价机制、高校行政化、官场化之痛、之弊，见识精到，鞭辟入里，极具普遍意义。北大只有“以壮士断腕之气魄进行真正的改革”，才有可能成功，切莫急躁，正因为是北大，千万走正了，若你一皱眉，就会乱了一大片东施效颦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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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3/7/24 0:27:13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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